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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80周年座谈会暨“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庆阳举行

  本报庆阳8月15日电（见习记者 褚一帆）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8月15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分会、西北政法大学、甘肃省庆阳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80周年座谈会暨“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庆阳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时代价值、创新发展等进行研究、探索，对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范式、突破点等进行研讨、交流，对革命根据地时期法制建设的制度、实践、意义等进行梳理、分析，为推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传承、创新，促进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力量与智慧。 来自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庆阳中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庆阳市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中国法律史学会、甘肃省法学会等学会的代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院校的学者代表等，共计9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人民法院报】“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80周年座谈会暨“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庆阳举行http://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408/16/article_940808_1390483523_5606638.html

  2024-08-27

• 【陕西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和有效组织全体人民以主人翁姿态投身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陕西广大党员干部随即展开认真学习，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全会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刻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和战略部署。”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景耀平说，“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不断提升地方立法质效，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拓展‘三个年’活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落实省市重大部署举措，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以人大新担当新作为助推宝鸡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作出更大贡献。” 佛坪县政协办公室干部谭茜表示，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人民政协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政协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基层政协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积极承担政协干部的职责使命，为委员搭建协商议政平台，奋力当好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排头兵。”谭茜说。 全会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 “全会公报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特质和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师伟说，“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部署具有深远意义，让我深刻认识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完善上，还体现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方方说，“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 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街道红旗社区党委书记孙玉对全会提出的“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感受颇深。他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有着最广泛的生动实践，体现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各领域各环节。红旗社区将继续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坚持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打造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让居民幸福感更强。” “社区党支部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至关重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道秦陵科技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丹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将服务台搬到居民身边，收集社情民意、现场办公、解疑答惑，开展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对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和社区的重大事项，切实做到‘一个环节不少、一个步骤不减、一个程序不乱’，让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细落实落到位。” “人大代表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全国人大代表、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提高履职能力，更加广泛地听取民意，传递基层百姓的心声，及时将群众关心的问题写入议案和建议，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获得感。”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全会强调，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一名地方立法工作者，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三处处长王雅丽说，“我将坚决落实全会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密切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发挥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直通车’作用，广泛汇集民意民智，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以良法促善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立法力量。” 省政协委员、省各界爱心济困协会常务副会长李西乾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与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履职的积极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履职所向，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确保把全会精神学习到位、领会到位、落实到位。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白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高福宏表示，“我们将持续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引导人大代表在助力产业振兴和基层治理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高效能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同时，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巩固拓展代表议事会议制度、‘多批次、小快灵’镇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等实践做法成效，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民营经济人士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全会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各级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利用政企恳谈会、新生代创新发展论坛等特色载体平台，积极与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交流互动、建言献策，通过多渠道充分沟通、协商议事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大做强民族餐饮品牌，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为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力量。”西安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会员、陕西锦翔饭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陶政君说。 （陕西日报记者 王姿颐 屈荔鹏 刘枫 南楠 蒲茜 董剑南 赵杨博 李静茹） https://www.ishaanxi.com/c/2024/0722/3200731.shtml

  2024-07-23

• 汪世荣：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综合治理理论的法治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综合治理理论的法治意义 汪世荣 “枫桥经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同时，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上升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理论，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从治理机制到治理理论的蝶变。在社会综合治理理论指导下，浙江省诸暨市的社会规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到有效践行，扎实推进的制度供给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准则。基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社会综合治理理论对新时代法治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的社会综合治理实践，契合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动，契合立法、执法和司法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一、社会综合治理理论是“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的结晶 社会治安是基层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重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形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1963年“枫桥经验”形成之初，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就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多年来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矛盾和纠纷，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通过成立各类社会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践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倡导良好村风民风，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视从机制到理论、从理论到制度的提升，社会综合治理理论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制度供给，发挥制度效能，体现了法治建设的强基导向，较好克服了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的问题。 “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首先表现为践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并实现民间纠纷通过社会力量予以化解。人民调解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基层治理中需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在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维护、公益事业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的广泛作用。只有坚持宪法和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健全维护社会治安的机制，专群结合，重视多元主体的作用，追求综合的社会治理效果，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还表现为多元主体衔接、配合，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的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建立的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四环指导法”，发挥了专群结合、双向监督、相互配合、多元共赢作用。“四环指导法”是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独特方法，指“诉前环节普遍指导、诉时环节个别指导、诉中环节跟踪指导、诉后环节案例指导”，重视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通过人民调解和基层司法的良性互动，坚持民间纠纷优先调解，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二、社会综合治理理论对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综合治理理论，要求立法、执法、司法等打破单一部门视角，克服条块思维，从整体性的社会治理角度，追求良法善治目标。在法治过程中，坚持效果导向，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赢。 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视改善执法方式，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例如，对于居民投诉，发现某街道存在倾倒工业固废案例，在查明违法行为人的同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责令其将垃圾清理干净，并处以罚款的执法措施。而是需要查明工业固废的来源，责令垃圾生产厂家建立与垃圾回收厂家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保证通过执法环节，将工业固废能够拉到回收厂家，并建立起该类工业固废从出厂到运输至回收厂家之间的有效监管措施。通过行政执法，改变垃圾生产厂家只关注垃圾出厂，不关心垃圾回收利用的观念。将工业固废出厂即付费做法，改变为工业固废拉到目的地卸货后付费，就能够有效减少承运人随意倾倒工业固废的现象发生，优化行政执法的效果。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重视类型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十分必要。立法需要体现治理视角，执法和司法也要重视规则的清晰阐释、公正适用。前后一致的执法、裁判结果，同样问题同样解决，同案同判，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还有助于明确规则的内涵、强化规则的效力，杜绝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更好预防矛盾纠纷，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三、“枫桥经验”综合治理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古代重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治理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构建起国家成文立法和民间社会规范多元一体的规范保障体系。其中，国家立法侧重于对刑事犯罪的制裁和行政管理的规制，社会规范则通过习俗、惯例、家法族规等多样化的形式，为生产生活提供行为准则。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形成了和衷共济的社会治理单元，官府和宗族组织、乡村组织、行业组织合作共治、互利共赢，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维护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 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行业规范等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调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其中，制定和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由于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具有个性化特点，针对性和适应性强，成为补充和细化国家法治的有效形式。社会规范的丰富和完善，激发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增强其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为推动法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规范的实施，也通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得到最大限度保障，对增强社区居民凝聚力发挥积极作用。 习俗惯例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准则。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例，是经验和智慧的积累，是社会自我规制、自发制定的规则。对不成文习俗惯例的阐发、释明，既是行业协会、行业管理的职责，也是司法肩负的重大任务。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明确和强化规则，坚持类型化解决纠纷，是强化司法权威的需要。从权利和义务的视角分析和解决争议，将制度作为“公器”发挥其客观规范作用，符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朴素公正观念。 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有机结合，从形式上丰富了法治方式。强调社会规范的作用，有助于从内涵上填补法治的漏洞和缝隙，丰富制度的内容。社会规范实施并发挥作用，有助于弥补政府和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局限与不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为社会提供行为规范的同时，也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焕发社会生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践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自治”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即付出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自治事项和政府管理事项的适度分离，既是分工合作的需要，也是提高治理效率的前提条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人翁作用。基层群众通过参与制定社会规范，增强理解，形成共识。通过协商、讨论理解公共事务的本质，学习、训练提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只有广泛参与，才能逐步成长。只有不断改革，社区建设的公共精神才能得到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党建引领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正确方向，党建+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发挥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效能。 行业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治理同样是系统工程，需要重视行业风气建设，尊重从业者的主体地位，发挥行业规范和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行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是从业者的行为规范。行业规范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行业标准，维护行业标准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确立行业的国际标准，就是追求最好的产品和最佳的服务质量。行业治理最大的特点是需要全体从业人员树立共同体意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荣辱与共。只有抵制甚至有效惩罚违规行为，行业的长远发展才能得到维护。行业协会不仅监督行业规范的实施，还肩负着维护从业者权益的责任。 社会治理与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重在日常、重在细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坚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尊重多元主体，满足多元需求。“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体现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强大力量。社会规范既是预防矛盾纠纷的准则，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依据。社区是城乡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府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是合作共治的关系，政府有效治理有赖于发挥基层群众自治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只有建立在公正高效的政府治理基础之上，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行政执法和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确立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才能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在治理过程中目标一致，价值同向，凝聚共识。只有坚持综合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赢共赢，才能更好实现良法善治目标。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调解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2024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周刊2024年第15期）

  2024-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