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就是在陕北公学度过的。”这是李维汉晚年说过最多的一句话。193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李维汉调任陕北公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同年8月到旬邑看花宫建立陕北公学分校，并担任分校校长。
1939年7月，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根据地办学。李维汉留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干部教育部副部长。1939年冬，党中央决定复办陕北公学，李维汉任校长。
李维汉，原名厚儒，又名罗迈。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农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他通过蔡和森结识毛泽东，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
1919年，李维汉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干部教育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他化名“罗迈”，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所以陕北公学师生称他为“罗校长”。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新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大学，陕北公学自1937 年8月创办到1938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接收和培训了约3000名学员，但仍然不能满足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陕北公学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粮食及日用品供应日趋紧张，另一方面，国民党加紧发动反共摩擦，阻拦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
为了突破办学条件的限制，实现陕北公学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决定：在粮产量较高、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的陕西关中地区旬邑县看花宫村建立陕北公学分校。
克服困难办分校
李维汉带领大家开赴旬邑。他打着绑腿，所有行李只装了一个马褡子，与学员们一起翻坡过沟，徒步前行，步行700余里才到达看花宫。1938年7月7日，值“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从此，陕北公学的主力转移到分校。
创立之初，陕北公学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就连教学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自愿提供的。回忆起分校初创时的艰苦与老百姓的帮助，李维汉难掩感动：“没有他们的帮助，分校的创立是要推延很多时间的，我们应当感谢这里的地方当局和老百姓。”
李维汉说：“分校还是刚刚坠地的婴儿，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已对我们抱着莫大的希望，历尽千辛万苦跑到分校来。”为了呵护这个“婴儿”健康成长，他特别注意以自身的优良作风影响学员。当时分校学员要在上课之余从事开荒生产，以保证生活需要。李维汉总是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他领着师生一边唱着劳动号子，一边在何家山2100多亩的荒地上种起粮食蔬菜，实现了自给自足。此时，陕公还在何家山建了“陕公新村”，教员和学员轮流在那里边学习、边劳动、边做群众工作。
“爸爸校长”最深情
李维汉身材高大、讲话严谨缜密、性格豪爽大方。他工作时一丝不苟，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平时，他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教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从不讲情面。陕北公学的学员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成仿吾校长为“妈妈校长”，对处事严格、律己严谨的“罗校长”则称“爸爸校长”。 他如严父一般，教育和激励着一批批陕公学员努力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他又能以豪爽的性情和学员们打成一片。课后的排球场上，有他奔跑跳跃的身影；傍晚，他又温和地坐在学员身边，同他们促膝谈心。
即使再艰苦，我们也要学习革命理论
“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李维汉总是勉励陕公的学员们：“为了将来的抗战，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认真学习！”他说：“学习直接为了火热的斗争，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经院式或镀金式的学习是不存在的。在陕北公学第6队学员的结业典礼上，李维汉给毕业生写下赠言：“书是你们将来的宝贵财富，你们到任何地方，都要保存书、阅读书、购买书、爱惜书，即使你们将来在战场上，也不能忘记，这是共产党人进步的信条！”
深入教学第一线
无论是在陕北公学、陕公分校还是在复办后的陕北公学任职时，李维汉都深入教学实践一线，即使工作再忙，每个月至少给学员们作一次大报告，从未中断。他作报告不用讲稿，但条理性和逻辑性十分清晰，总能将历史与时势巧妙结合在一起，使人印象深刻。他在讲到边区形势与前线作战的状况时说：我们要在行军中、战斗中完成学习计划，利用行军中的休息时间，泥地是黑板，树枝就是笔。我们已在战斗环境中造就了许多干部，还怕不能完成培养抗战干部的任务吗？坚决的态度、有力的话语说到了每个学员的心坎上。
复办陕北公学育桃李
为进一步发展边区教育，中共中央决定复办陕北公学，将留在延安的少数原陕北公学干部、教师、学员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合并，学员编队与以前的陕公总校、分校相衔接，从59队起编队。1940年，陕公改变学制，成立师范部和社会科学部，师范部培养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两年。社会科学部主要培养抗战民运干部，同样分本科和预科。两个部的课程，除一般的政治课以外，均有各自的专修课程。从学制延长到更加专业的课程设置，使陕北公学的后期教学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历史上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1941年6月，陕北公学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成立了民族部，当时就有学生185人，包括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满族及汉族。陕北公学能使这么多民族学生团结在一起，亲密相处，共同学习，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1941年8月底，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推动边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8月，在陕北公学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李维汉不仅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推动了边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1940年，兼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根据在陕北公学的实践和思考，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在编写《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的同时，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和黄炎培等人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李维汉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中，他希望将这些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好，为中共党史做贡献。他依旧保持着在陕公时期严谨的治学态度，力求回忆录真实可信，从内容到文字，反复斟酌。
在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李维汉用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抗战人才，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内涵，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陕北公学的干部教育实践，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供稿：校史馆 作者：赵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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