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我国新时代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深化刑事辩护理论研究，2024年6月1日，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主办，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承办的“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在杭州市隆重召开。 论坛开幕式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冯卫国教授主持，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朝琦致欢迎辞。马朝琦对会议代表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西北政法大学的发展历史、西北政法大学刑辩高级研究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并期待与会嘉宾在本次论坛上可以达成更多共识、产出更多成果，为推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完善、刑事司法进步做出贡献。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田文昌律师、段和段全球董事局执行主席庄欣旺、浙江省律师协会专职副会长陈三联，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环节，同时进行了“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征文颁奖仪式，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杨文斌为12位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获奖论文作者颁发了奖状、奖杯、奖金。 开幕式结束后，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田文昌老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院长熊秋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分别做主旨发言。 田文昌老师以《理念定位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决定因素》为题，作主旨发言。田老师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的适用冲突，其本质就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理念定位不清导致的条文模糊，并认为理念更新是走出修法困境的必由之路。 熊秋红教授作了名为《刑事司法现代化与辩护制度的演进》的主旨发言，从讨论刑事司法的现状出发，建议以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实质化的修改，并出提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张建伟教授作了名为《刑事辩护：现状与未来》的主旨发言，提出了辩护权的发展走向应从注重“国家责任”转为“国家责任兼顾辩护人责任”；基于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提出律师开展诉讼活动应在法秩序下平和进行。 本次论坛共分为“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理念”“刑事辩护的新形态与新问题”以及“刑事辩护相关原则、规则的完善”三个单元。 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公检法系统、律师界的近300位会议代表参加本次论坛。本次论坛同时开通了线上视频直播、图文直播。 据悉，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7月，长期致力于刑事辩护学科发展、文化推广、人才培养及律师培训；2024年度，已经录取国内首批30名“刑事辩护方向”研究生；研究院组织编写的刑事辩护理论、实务、实训等系列教材国内反响强烈，定期出版的《中国刑事辩护》集刊业界认知度较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培训模式”被广泛认同，并正在国内不断推广；“刑事辩护高峰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五届，已经成为国内刑事辩护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专业会议。 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汇集各领域法律实践专家，执业范围涵盖刑事辩护、行政诉讼、诉讼仲裁、法律顾问、涉外业务、金融证券、不良资产管理处置、房地产与建筑工程、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多领域，提供专业性、综合性、多层次、高标准的法律服务。 【凤凰网】【法治网】【今日头条】西北政法大学第五届刑事辩护高峰论坛隆重召开 https://zj.ifeng.com/c/8a8dernQZez http://www.legaldaily.com.cn/zfzz/content/2024-06/03/content_9005094.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76604455527907849?wid=1717555679969

5月20日，2024年新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暨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培训班在西北政法大学开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二级巡视员周卫，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刁广超，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范九利出席开班式。开班式由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培训中心主任、律师学院院长李集合主持。 范九利对全体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学校红色底蕴深厚、法学特色鲜明、注重理实融合的办学特色及近年来在面向西北、服务边疆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表示，依法治疆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度参与依法治疆实践，与新疆政法系统构建了校地协商合作交流长效机制，共同推动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希望双方以本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在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共建高层次培训进修基地、课题与案例研究、学术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更加紧密、更加深入的合作关系，共同为新疆法治建设和长治久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周卫表示，此次培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兵地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兵地第一次联合举办法治建设同堂培训，对于提升兵地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推动兵地法治建设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全面依法治疆、全面依法治兵团工作。要聚焦打造最优法治环境，强化执法协作；聚焦司法为民，推动司法公平正义；聚焦法治社会建设，协同推动全民普法工作；聚焦补齐法治建设短板，共育法治人才。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要推动兵地领导干部带头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带头厉行法律、捍卫法治。 此次培训邀请陕西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田文平，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宦洁，我校二级教授王瀚、汪世荣、王周户等专家学者围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操作实务》《“一带一路”实践创新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使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 自治区14个地（州、市）分管法治工作的领导同志、依法治地（州、市）办副主任，兵团14个师（市）依法治师（市）办的有关同志，自治区厅局机关、兵团机关60余个厅局单位法治机构负责人共110余人参加培训。(蔡珺） 【西部法制报】【西部法制网】2024年新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暨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培训班在西北政法大学开班https://www.xbfzb.com/2024-05/21/content_10703131.html#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对广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实践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指示精神，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党的革命精神传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大力弘扬优良传统，用延安精神铸魂育人，着力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创新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 （一）高位谋划绘就路线图。坚持以思政铸魂、学科筑基、红色引领，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学校文化建设、融入思政教育，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开展，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建设途径，强化保障措施。印发《西北政法大学传承红色基因 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实施意见》，制定近十年内红色文化育人阶段性发展目标及任务建设实施计划，稳步推进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建设。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深入挖掘红色校史，编印系列校史图文资料，拍摄红色校史宣传片，形成传承有序的红色基因校谱。与延安市、咸阳市、西安市有关区县合作保护建设陕北公学旧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等红色校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重走校史路 --‘寻根之旅’活动”，组织新入校学生、新入职教师前往校园“红色打卡处”，了解学校红色历史，强化师生对厚重红色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切身感受，增强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感。 （二）创新提升教育实践。学校将红色文化积极与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相结合，积极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深刻把握“八个相统一”要求， 将传承红色基因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思政教育注入“鲜红”底色。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先锋”为主题的思政教育系列活动，采用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方法，增强思政育人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组织师生赴延安革命纪念馆、马栏革命纪念馆、南泥湾革命旧址、渭华起义纪念馆等革命旧址，让学生成为历史“参与者”，以红色文化认同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时代责任感。发挥法学学科资源优势，为法学本科生开设全国高校首门革命法制史课程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国内首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教材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概论》，设立重点教改项目“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成立“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与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及延安新闻纪念馆合作开展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史研究，深入推进红色文化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积极营造育人环境。充分认清校园环境建设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改善育人条件的重点工程。深入发掘延安精神发展史和学校 86 年校史所赋予的独特红色文化基因，学校建设中积极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校园红色文化景观和红色文化墙，完善学校校史馆、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图书馆、模拟法庭等多个现代化教学场馆，积极修缮维护学校大礼 堂等一批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校园建筑，使红色文化育人氛围遍布校园各处，形成具有学校特色、气派、风格的校园文化环境，让红色基因“润物细无声”，激发广大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热情、促进校园文明风气的形成、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美好心灵，将西法大学子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内化为自身积极进取、刻苦学习的动力，为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提供了良好氛围。 （四）第二课堂开创新局面。积极打造高质量育人体系，制定《西北政法大学构建“德法兼修、理实并重”高水平有特色第二课堂活动体系方案》《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人文艺术第二课堂建设方案》，把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融入第二课堂，发挥学科优势、精心组织编排系列红色法治教育类话剧“汉吏张汤”“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在省内部分高校公演，在全省师生间产生广泛影响。构筑“以红色文艺活动为引领、以学生文化活动为重点、以社团文化活动为补充”的第二课堂育人新格局。同时，学校还通过开展缅怀英烈、党史知识竞赛、红色主题团体操表演、与西安电影集团共同开发电影党课、在陕北公学旧址前演绎“老延大新闻班”教学情景剧等系列活动，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涵养师生家国情怀。在红色文化的教育感召下，80 多年来，西北政法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了18万余名革命和建设人才，其中4万余名毕业生扎根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边疆和艰苦地区，建功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红色文化传承存在的薄弱环节 （一）目标内容的系统性、层递性欠缺。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大学阶段与初高中阶段红色文化教育传承缺乏系统性、层递性，缺乏明确的目标一体化设计，特别是在大学与高中教育阶段存在内容“断层”和结构性缺失，传承目标的递进性体现得不够明显，导致育人效果不佳。 （二）活动设计的实践性、体验性不强。 红色文化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交流互动，活动设计与学生认知能力、学段深浅结合性不强，使得教育活动多为简单的宣传引导，丰富和深刻的教育场景创设不够，学习感悟红色精神的环境营造不足，实践性、体验性缺乏，致使活动效果打折扣。 （三）课程教育的嵌入性、特色性不足。传承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教育方式在不同教育阶段对纳入必修课程的 要求不同，对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欠缺可行的标准依据。部分传承教育活动仍停留在统一的思想理论宣教层面，区域特色化内容挖掘有限，少有基地化、项目化的传承机制。学校红色教育资源总体上不够丰富多元，缺少特色内涵梳理，仅为简单的推介和倡导，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不够 深刻，无法较好地持续联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四）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吸引力不足。当前利用红色文化育人的形式大多仍是通过较为传统的形式展开，看似多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形式，实际上却走着几乎完全相似的路子，教育途径形式缺乏创新，缺乏人文关怀和贴近生活的互动交流，容易使教育对象产生厌烦抵触情绪，难以形成积极引导的效果，需要结合新时代特点进行创新。 三、凝心聚力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一）统筹布局强化“组织力”。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为持续深化红色文化资源发掘利用工作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强化组织保障，以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为契机，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领导任组长，统筹投入建设经费，强化对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强化工作联动，制定创建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实施意见，明确目标定位与工作任务，协调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教务处等单位同向同力，形成相互联动的工作机制，系统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强化组织师生参加弘扬伟大延安精神主题活动资源整合，统筹校史资源和当代资源、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对红色校史、校园文化、实践基地、科学研究、课堂教学等进行高效整合，丰富红色文化育人的载 体和抓手。 （二）实践活动增强“体验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式，为了让学生充分体验红色文化资源内涵，需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唤起学生内心的真实领悟。常态开展“寻根之旅”等学习教育活动，以集体或个人形式，组织学生前往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进行参观和学习，依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所，开展互动式、案例式、情景式现场教学，使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校园活动方面，高度重视培养红色环境，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中。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活动来纪念特殊日子，建设独特的文化建筑、校园红色文化景观等，将校园历史建筑改造为红色文化讲堂，营造红色文化育人氛围，使大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巩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实现心灵的升华。 （三）创新课程促进“融合度”。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的课程教学之中。在教育内容上创新，充分依靠本地红色教育基地，挖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 探索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使红色文化资源与课本的不同章节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使大学生在学习教材的过程中，积极领悟红色精神。例如，开设革命历史课程、编修革命历史教材、开展革命历史重点课题研究探索、成立革命历史专项研究组等，为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丰富载体。在教育方法上创新，改变过去单一的理论灌输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建立红色资源育人数字案例库，或组织知识竞赛、开发电影党课、演绎情景剧、经典人物大讨论、播放红色影视资料以及组织专题报告会等，以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使学生真正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对于自身成长成才所具有的价值。 （四）拓展路径增进“认同感”。借助新兴媒体弘扬传播红色文化。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 特别影响。当代大学生已经逐渐习惯“事事有网、时时有网”的生活方式。新兴媒体的涌现为红色文化资源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更广泛途径，积极运用各种新兴媒体来加速红色网站、红色公众号、红色微博、红色短视频等建设，提升红色文化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高校在进行网络传播时，应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传承正面价值观，提升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度，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紧密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和大学生们关心的日常生活，创作出温暖而高质量的作品，从而真正打动大学生，激发其内心真正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让大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使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得以传承，让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能够生动地体验革命历史，感知领悟红色文化，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真正做到走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馆馆长高见，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 （原文发表于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等主办的《调研与决策》2024年第4期） 【调研与决策】发挥资源优势 赓续红色血脉 ——西北政法大学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的实践与思考

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北政法大学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四个强化”，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使党纪学习教育成为增强纪律意识、强化作风能力、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推动任务落实。学校党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委会会议等方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党纪学习教育重点任务。学校纪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党纪学习教育工作，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在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上走在前、做表率。制定党纪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推进学校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加强督促指导，学校党委书记逐一走访二级党组织，现场指导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各二级党组织指导所辖党支部，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工作。 二是强化学习研讨，推动学思践悟。坚持把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必修课、常修课，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委会会议、“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扎实开展学习交流和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六大纪律”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以“学纪”为切入点、以“知纪”为发力点、以“明纪”为关键点、以“守纪”为落脚点，举办学校党纪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通过专题辅导、领读领学、交流研讨、观看警示片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静下心来，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为党员干部购买、编印党纪学习教育资料，不断加强个人自学。充分发挥“关键少数”领学促学作用，示范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党纪学习教育任务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入脑入心。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组织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全体成员（扩大）、关键岗位党员领导干部、新提任处科级干部等重点教育对象100余人，赴西安市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强化警示震慑。在学校2024年全面从严治党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会、重点工作推进会上，结合教育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在学校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上，组织全校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集体学习《教育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观看警示教育片。举办新提拔处科级干部纪法培训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纪律处分条例和政务处分法为重点，通过“精准滴灌”方式，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专题培训，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四是强化贯通融合，推动事业发展。坚持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年度重点工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做好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深入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等工作结合起来，制定《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2024年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实施方案》《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坚持两手抓、两促进，不断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中国周刊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西北政法大学：聚焦“四个强化”，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http://www.chinaweekly.cn/html/sxzonghe/72644.html https://www.sizhengwang.cn/a/dxjy_djtz/240517/1799099.shtml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质生产力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推动，是借助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生产力形态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具有新技术、高质量等特征，显示出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迭代、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形成创新、科技、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正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唯物辩证法揭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法律制度将赋能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及时回应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调整由新质生产力发展而新增的各类法律关系，对合法合规的市场行为予以肯定评价，并规范妨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规行为，指引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要求开展商事活动，形成和保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秩序，以积极有为的法律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新质生产力全链条保护。 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新增“四新经济”企业。新质生产力依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四新经济”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市场由市场主体构成、塑造和决定，而“四新经济”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是新兴市场能否发展和发展如何的前提性命题。 经济法赋予国家主体和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因而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克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合理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保障市场活力，推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四新经济”市场。首先，要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研究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其次，要实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要坚持在对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基础上，将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向“四新经济”企业适当倾斜。 持续法律制度供给，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因此，要以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有力的司法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新产业新模式提供完备法律制度供给。一是严格落实反垄断法，以提升“创新”价值保护力度。法律制度需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对创新的关注和投入。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首次将“创新”作为法律目标，并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增加了“鼓励创新”的表述。“鼓励创新”被法律确认和保护，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二是修订法律制度，以应对弥补新兴法律问题。新质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中必将出现现有法律制度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针对因新行业而产生的网络平台用工等问题，以及因信息技术产生的数据确权问题、数据可携带问题，数据与个人隐私的界限问题，将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需要出台、修改、解释相应法律制度，以解决新兴法律问题。三是完善法律制度，以应对调整新型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具有新技术、新产业特点，必将创设出新的法律关系。针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生产、运用和保护，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体系；要强化数字经济法治保障；在网络平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增加立法供给，对算法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领域要适当进行前瞻性立法；要加强制定信息流动、数据安全、数据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制；完善统一大市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推动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国际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就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要聚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要推进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助力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是知识产权的密集区，要明确新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和权利保护措施，以及更新法律保护机制。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技术性，推出有关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商业模式的相关指引，做到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效。 二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同时形成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标准，增强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要合理定位四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职能，提升新质生产力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审判质效。要建成全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平台，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三是在新质生产力下，要促使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更加健全，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让新质生产力切实成为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西部法制报】倪楠：法治护航鼓励创新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https://mp.weixin.qq.com/s/Nq67Fln9NtuhAeJBlFVfdQ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西北政法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营造“悦读”氛围，深耕书香品牌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了更好滋养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成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终身学习者，学校每年举办大学生读书节。通过开展经典诵读大赛、读书讲坛、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百本经典书目推荐、读书笔记评选等数十项形式丰富、内涵深刻的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汲取智慧力量、陶冶道德情操、涵养家国情怀、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组织开展“青椒悦读”主题读书沙龙活动，邀请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阅读体会。该活动已经持续开展217期，激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入经典文化的怀抱。 用好红色经典，厚植家国情怀 从延安精神、西迁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时代新人成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学校以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涵养家国情怀为目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内核，结合世界读书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推广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观”系列讲座等活动，引导学生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院设置“红色读书角”，向师生宣讲《雷锋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等红色故事。以红色经典点亮课堂内外，使青年学子立下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鸿鹄之志，成为可堪大任的国之栋梁。 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陕西作家陈彦来校座谈，与师生分享《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等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通过活动牵引，让更多学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时刻铭记“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文化自觉”正一步步走来。 结合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图书专架，定期上架新购专题类图书，方便读者借阅。举办“品读·传承”红色经典图书展，内容涵盖党史教育、马哲理论、人物传记、文学作品等多个方面，吸引众多师生观看。 用好馆藏资源，强化科技赋能 经史典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作为陕西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存藏单位之一，积极参与国家图书馆“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线上巡展活动；利用馆藏木刻本、手抄本等线装古籍、红色特藏等，组织开展“古册遗珍——馆藏特色文献展”主题书展、中国书籍装帧演变史展、传统拓印体验活动等，使广大师生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典籍蕴含的独特魅力，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推广者。 从图书馆、宣传栏到文化墙……鼓励读书的环境已然构建，崇尚阅读的氛围正变得浓郁。为激励更多的同学走进图书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作用，学校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以“好书飨读者”“法律启迪智慧”等为主题的图书展，为书香校园建设赋能。 以“互联网+”思维加快书香校园建设。学校统筹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运用“师生点单”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资源共享，打通“以文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西北政法大学 张佼）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网】【中国周刊网】看得见法平如水 闻得见书香满园——西北政法大学以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https://www.sizhengwang.cn/a/dxjy_sxjy/240513/1780083.shtml http://www.chinaweekly.cn/html/sxzonghe/72205.html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2023年12月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集中性、系统性、纵深化发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中央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后，面向全党发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无疑是对这一战略性问题的生动回答。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和鲜明特色。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明纪律严执纪、立制度定规矩、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凸显了在不同时期的主题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在曲折艰苦的长征中已骤减到原先的十分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伴随着中共中央吸纳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党员数量和军队人数得以迅速扩增。但彼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革命斗争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新、老干部在能力方面都暴露出较大问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其中，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熟悉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亟待提高。一部分党员干部放松政治警觉，衍生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党员干部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想倾向造成根据地内部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纪律松散、贪腐严重等问题，对根据地政治社会稳定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纪律教育，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在全体党员中以党纪统一思想、以党纪锤炼党性、以党纪淬化精神，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全体党员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破解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问题，促使全体党员自觉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强化党的纪律为首要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严明党的纪律和统一。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系统性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其主要指向在于通过整顿党内作风强化党的队伍建设，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重点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采用逐字逐句地读，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地读，联系党的历史、路线的读等方法，并通过组织漫谈会、小组谈论会、支部谈论会、答疑与考试等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讨论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探索。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作为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要求的思想认识，促使党的纪律成为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警示性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辅相成，总的实践倾向是坚持从重惩处、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促使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针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作为重要内容。根据上述相关法令，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中央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1942年1月15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一百七十五两的案件，将其依法撤职查办。林伯渠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的赵文源对婚姻问题缺乏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虐待妻子，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四百二十元。党组织在进行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在担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时，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三千零五十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通过法治实践，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推动党内形成知敬畏、严纪律、守规矩的清风正气。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完善组织建设，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尤其强调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纪律制度。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巩固党内团结和组织纪律。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关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同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具体表现，指出党内要严格遵守“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意义。重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这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有效手段。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李伟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实践经验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4-05/10/content_239693.htm?div=-1